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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科研要守住中医之“魂”

 

 

5月30日,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、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、中国针灸学会会长、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,今年,他65岁。回首近40年走过的科研路,刘保延感慨良多,“最让我欣喜的不是获奖,而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能在这次抗疫中发挥积极作用。”

2月2日深夜,刘保延接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的电话:“刘院长,武汉疫情非常重,我们打算在社区广泛发放中医通治方,但不知怎样收集患者的反馈信息,您有什么方法吗?”刘保延马上投入工作,连夜组织团队商讨、研究策略。一天后,满足抗疫一线需求的云平台与APP上线,这个可实现医患即时互动、信息分享及数据分析的综合信息化平台在“武昌模式”中厥功至伟。召之即来,来之能战,靠的是刘保延团队在中医信息化领域几十年的耕耘。

中医科研的路该怎么走——小大夫的大情怀

在农村插队当过大队书记,做过卫生学校的教师,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上大学,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的一名大夫。走完这段人生路时,刘保延刚刚30多岁,经历得多,也就思考得多,有想法、有热情是他留给很多人的印象。

“那时年轻,看到中医临床疗效好,就琢磨科研该怎么做。”刘保延笑言,当年的自己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“小大夫”,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,总想为中医做点什么。

“中医是济世救人的学问,应通过科学研究放大其优势,让它普济苍生。”这是刘保延年少的情怀,也是他多年来坚守的初心。

1994年,刘保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兼科研处处长。作为中医医院主管科研的院领导,刘保延深刻体会到了中医科研之难,“那时许多专家在临床积累了丰富经验,但对于中医科研该怎么做、怎样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中医科学内涵,大家心里都没谱,都在摸索。”

初到职能部门的刘保延,积极组织交流讨论、为申报课题创造条件,多法并举激发医院专家申报科研项目的热情。“做的人多了,总会多一些思路,也多一些启发。”刘保延这样想。

1997年,刘保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,主管中医药科技工作,此时的他年逾不惑,性子历练得愈发沉稳,然而他心中的疑惑仍未解开——中医科研的路到底该怎么走?年少的情怀激励着他不断向前,愈不得解愈要坚持不懈地求索。

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中医药行业热烈探讨中医药现代化之时,从研究新型饮片到研发现代中药,中药现代化发展得如火如荼,而中医现代化到底该怎么做,行业内讨论热情高涨却一直没有定论。刘保延隐约意识到找准了中医现代化的路子,他心中的疑惑便会迎刃而解。

为了做好中医现代化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科技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,启动了“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”的研究,刘保延作为该项目的具体组织者,有机会聆听到几十名中医知名专家和许多信息化、数字化等其他领域专家的真知灼见。在多学科碰撞的启迪下,刘保延豁然开朗,思路明晰了起来,“中医现代化必然要借助现代科技,而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又必须守住中医之‘魂’。”

“中医之‘魂’就是中医自身规律和特色,也是中医最本质的内核。”刘保延解释,现代科技是研究和开发中医的手段和方法,如果让技术“喧宾夺主”,那便会逼得中医“削足适履”,传承创新发展也无从谈起。

带着这样的认知,刘保延走向了中医科研一线。2001年,他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,亲自带领团队研究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与中医大数据。

堪堪20载,刘保延组织打造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,将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、现代文献进行数字化管理,实现了对中医科研信息的大数据共享。更重要的是,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已初具规模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云平台与APP,正是脱胎于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。

该系统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,能实现医患之间的即时互动,并对中医医生辨证论治思路和临床诊疗过程进行结构化处理,将海量、复杂的临床资料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、信息与知识,从而挖掘总结出值得广泛推广的中医临床经验。

“分析一药一方是研究简单范式,而中医医生在现实中的诊病思维模式是复杂范式,该系统专门为研究复杂范式而设计。”刘保延认为,守住中医之“魂”必须尊重中医复杂范式的特征,还原并分析中医医生在“真实世界”的复杂诊疗过程,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中医药发展。

领跑国际针灸临床研究——学科带头人的使命

中医科研必须回归到“真实世界”,这是刘保延坚持的原则,也是他为中医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武器。针灸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“排头兵”,但也常常处于备受质疑的风口浪尖,如2014年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一篇学术论文称针灸治疗慢性膝痛只能起到安慰剂效果;2016年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研究所官网宣布,正式在新的《临床指南》中取消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推荐针灸治疗腰痛。

“那段时间,在网上随便一搜,就能看到至少几十篇说针灸无效或只能起安慰剂效应的论文。”刘保延说,2016年以前,甚至没有一篇中国中医学者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。作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、中国针灸学会会长,他感到心痛,亦明白自己身上有千钧重担。

针灸在中国传承数千载,其疗效毋庸置疑,为何走进临床试验就成了安慰剂?“西方临床试验强调单一固定干扰因素,是将医生和患者置于一个理想环境,但实际上,中医治病不可能处于单因素干预的理想环境。”刘保延解释,西医的成果来自实验室,能经得起理想环境下临床试验的考验,而中医的成果来自临床实践,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,比如针灸针从哪个位置扎入、深刺还是浅刺、以什么手法行针都会影响疗效。在刘保延看来,针灸疗效无法在西方临床试验评价体系下得到有效验证,是由于西医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中医。

早在2004年,刘保延便提出建立针灸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倡议,“不能简单将西医临床试验方法照搬来用,而是要充分遵循针灸在‘真实世界’中的复杂诊疗规律,并借鉴临床流行病学、循证医学及现代管理学经验,同时运用好现代信息技术。”同年,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,刘保延带领团队专门研究针灸临床试验对照组的设置规范。

2016年,他带领团队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《内科学年鉴》上发表论文《针刺治疗慢性严重功能性便秘的随机对照试验》,以临床试验的方式证明电针能有效治疗严重功能性便秘,给当时“针灸是安慰剂”说法以有力一击。

2017年,刘保延和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刘志顺完成的论文《电针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漏尿量疗效的随机临床试验》,在影响因子高达51.2的国际顶级期刊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发表,研究证实针刺能有效控制女性压力性尿失禁,正式将针灸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雏形推向世界。

用事实回应质疑,用实力引领学术大潮,近年来,很多中、外学者按照刘保延组织构建的针灸疗效评价标准做临床试验,可以看到针灸的显著效果,并可探寻到更深层次的临床规律。刘保延带领团队以标准规范与循证证据为抓手,进一步完善了针灸临床疗效评价体系,成为国际针灸临床研究的领跑者,极大提升了中医针灸的国际影响力。

让针灸在国际上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,是刘保延的心愿,也是他作为中国针灸学科带头人所肩负的使命。“要让针灸堂堂正正走入国际主流医学体系。”刘保延说,不仅要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出中国中医学者的声音,还要尽快实现科研成果转化,让广大患者受益,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医针灸实实在在的价值。

中西医会走向融合——中医老战士的愿景

刘保延是孜孜以求数十载的中医学者,也是敢于直面质疑、捍卫中医价值的忠诚战士,他将满心热忱献给了中医学事业,也在思考着为何中医学在中西医交锋中屡遭质疑。

中西医碰撞的根源是什么?这是刘保延常常思考的问题。“说到底是文化差异。”刘保延谈到,中西方文化差异造就了中西医对健康、疾病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,西医从“物质观”出发,在治病上追求“对抗”,高度依赖分析分离仪器;中医从“信息观”出发,追求内外“和谐”,中医治病靠的是“人”——医生。所以,中医科研要以人用经验为研究对象,若忽略了人的价值,就丢掉了中医之“魂”。

“也要学习西医之长。”刘保延说,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就是在中医思维的指导下,借信息化、数字化技术搭建起来的综合型网络平台,它不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还会在持续推广中让愈来愈多的人受益。“中医科研就是要普济苍生。”刘保延还记得当年那个“小大夫”的豪言壮语,回首几十年走过的路,总算没有辜负那份初心。

“也许在未来,中西医可以实现融合。”刘保延说,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有着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,发挥中医思维优势,同时充分吸纳西医技术之所长,两者融会贯通必为人类健康作出卓越贡献。

“当然,我们中医自身首先要发展好才行。”刘保延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景,继续在中医科研领域乐此不疲地探索、耕耘。如今,他已年逾耳顺,可是他说:“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老,还觉得浑身是劲儿!”(张梦雪)

 

2020年6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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